2023年8月8日星期二

2023年在家上班第三十一周(7/31/2023)

難得一周很好的天氣。有一點夏末初秋的味道了,晚飯後可以走很長時間,不出大汗的那種。

非常平淡的一周,沒有照片,但是心情確實起伏的。

自從宣佈了BDVD要離開Company這個umbrella之後,跟Maris談了談,結果她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在我跟Jess交談之後,問題是怎麽會有這麽大的出入。

周二跟很多人打了電話,一下載覺得負荷量很大。主要是跟麗娟連續了一下,知道了Rixi被照顧的可能性。在糾結回去的時間,看了看商務倉的價格,8000多,實在是下不去手。跟海芸講了我想回國的意願,她覺得也是風險比較大。

試了一下新的義肢,感覺太緊凑了,而且有點高,所以覺得不太舒服。尤其又回到了過去的脚,更加覺得比較僵硬。

周四又跟Xiyou打了一個電話,看完了40年前的一部影片《金色池塘》,發現所有的家庭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也就是有好的關係,或者是不好的關係。早晨走去買了新的貝果。

已經很長時間中年危機了,情緒時好時壞的,可以一大早來擁抱你,在吃飯的時候扔叉子,原因就是因爲我表現出要求credit了。

所以周五自己去化療,路途雖然遠了一些,但是終於有了自己的alone time,可以聼故事,隨便做什麽。在回來的路上想在哪裏停頓就在哪裏停頓。去target取了pepper spray,給May,沒有想到target的鷄蛋比shoprite要便宜。然後去了圖書館,然後銀行去確認一下自己的確在那裏是有兩個CD的。

周六跟聰去了Peddler's Village。Rixi的照片沒有得獎,看到它的時候,那張照片放在最底下,根本不在eye level。居然買了Fennel Cake,肚子餓的時候的確很解饞。去了西班牙餐廳吃了晚飯,不想做飯,但是果然是咸的。

周日在家看書,這兩個想起一直沉溺於《國土安全》,實在是太喜歡看了,情節緊凑,雖然知道很多經不起推敲,但是就是停不下來。上癮可能就是這種感覺吧。不過説實在的,美國的電視事業真是作爲事業來做的,深入人心的那種事業。

2023年8月3日星期四

2023年在家上班第三十周(7/24/2023)

周一又做了一批韭菜盒子,然後把韭菜全部消滅完畢。

周二做了豇豆包子。他吃了9個。這次發麵很不錯。發現了微信讀書裏也有聽書的功能。

周三照例去了wound care,能夠眼見的傷口縮小了很多。請了一天的假,因爲下午還要去輪椅診所。趁這個空擋去了Liya家,圖書館,老朱農場。

周四有關BDVD的會議真是讓人着急,一下子頭上的大傘換了,換完后的都不知道還能不能躲雨了。

這一周開始看國土,簡直就是停不下來的節奏。雖然知道劇情也很狗血,但是就是停不下來。所以一周都沒有怎麽看書。

周五化療的時候帶著《棋王》去看了,看完了第一個故事。接著回來就繼續看國土。

晚上因爲沙發的問題起了爭執,他還是說那些無情無義的話。我到現在也應該是瞭解了,如果還去聞他的屁,真是自找不痛快。周五晚上徹底淪陷,一路看到凌晨3點多。周六睡了一天。下午起床後,準備做飯。聰終於在家裏吃了一頓飯。然後説了一會中文。

周日是她好朋友在這裏的最後一個晚上,馬上就要搬家了,所以她說要sleepover。白天去摘桃子,非常不愉快,真不應該去的。倒是免費的taco很是美味。

回來準備給xiaobing一點的,結果她告訴我她也摘了桃子準備給我送來。


2023年在家上班第二十九周(7/17/2023)

去冬梅家取韭菜,還拿了一點大葱。知道這接下來的日子裏就是在忙碌這些韭菜。然後去圖書館拿書。

很快就用掉了海雲給的肉餡,做了肉包子,韭菜餃子。

和聰聰一起做了綠茶麵包。雖然賣相不太好,但是還是很好吃,非常柔軟。

知道他表姐來美國了,想讓她幫忙帶一本書回去,結果果然又有不同意見了。

做了很多韭菜盒子,一部分給Liya,一部分準備洞起來給Lijuan。跑去郵局買了些郵票,準備夾在書裏面。






周四跟他表姐吃了飯,預定沒有定上,決定還是在Hmart旁邊的中餐館吃。結果吃飯的時候他一句話也不說,就使勁地吃,很沒有吃相。結束之後,我們先去了hmart旁邊的小店,買了一個張飛的樂高拼圖;回來之後就着急把它拼起來,然後就各種造型擺起來,覺得很投入地開心。
她帶回家的花,說是別人送的.
周五是第一次加大劑量,比想象中結束得要快。

下午和聰一起看了電影,原子彈之父。電影長單三個小時,沒有摘下義肢,感覺還是不舒服。雖然已經坐的是躺椅了。

看完電影我們都非常激動,夏日炎炎,看得心血澎湃。

她還和宣傳畫拍了一個合影。我們出門的時候,看到一群孩子去看Barbie,打扮得很起勁的。


周日兩天就一直再看那本謀殺的家譜那本書,非常引人入勝。做了一大堆筆記,看完了這本書。

出門走了走,周日穿義肢的時候並沒有想象中那麽容易。


這一周我覺得總體過得還不錯,有書看,有電影看,還外出吃了一頓飯。



2023年8月2日星期三

2023年在家上班第二十八周(7/10/2023)

村上春树曾说过:我动了离开你的念头。不是因为你不好也不是因为不爱了。只是你对我的态度,让我觉得你的世界并不缺我,其实我可以厚着脸皮再纠缠你,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状态不好,会激发我的脆弱焦躁善妒不安,会不断吸引出我人格里最不好的一面,与其和你在一起互相消耗,不如就算了吧。我不想纠结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了。伸手要的糖和你主动给的是两个味道,我常常深思熟虑考虑这份关系还要不要继续,反复问自己。其实我点也不后悔遇见你,但是我们终究还是没有翻过那座山。我在很平常的一天放弃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虽然有点舍不得但我满心欢喜也该告段落了。


-----

所以,这里我可以把情况推到很极端的程度:人想要聊天的时候,未必需要对面必须是个人,桌椅板凳冰箱白墙都可以是聊天的对象。而如果你能够和它们说清楚,那么你就能和别人聊清楚。因为桌椅板凳冰箱白墙并不会说话,也不会给出回应,那么剩下的就是你自己在自问自答。在自问自答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完成了一轮思考。
这时候你再去找人聊天,如果是倾诉,你知道自己具体要倾诉什么。如果是要讨论,你知道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这样,因为聊天脱水的缘故,质量会高很多。如果聊天不事先经过脱水,那么就是带着一大团情绪去,然后把这些情绪交给对方背负,这种行为近乎于诈骗。
总是会遇见具体的事,然后产生特定的情绪。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人很难分辨我的愤怒和我自己,很容易把自己当前的情绪,当前的状态当做是自身。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强调所谓的情绪价值,在我看来不存在什么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的意思是首先错误地把情绪当做了自我,然后认为别人安抚自己的情绪就是安抚了自我,于是这种行为就有了价值。
但是,如果不直接讨论事,解决事,不解除情绪产生的根源,不把自己、事情、情绪三者彻底分开,那么情绪无论怎么安抚都平复不下来。大可以轮流找 10 个人,20 个人聊天,找寻聆听者,找寻安慰和鼓励,但只要相同的问题还在,明天起来情绪照常升起---不过找 50 个人以上我认为是有效的,因为重复倾诉 50 次以上,一个人内心再怎么纠结痛苦,50 次重复之后也会对某种特定的情感脱敏了---这不过是一种情感,情感是情感,我是我。
---
自從按了一個願意内部調動的鍵,居然被HR找上來了,讓我考慮一下EVTS的位置。立刻跟team leader聊了聊天,跟Elaine聯係上了,跟她說了我的事情,然後根據她的建議找到了她原來的同事,聊完天后,又找了王波,想清楚了,不覺得自己想轉去這個位置,於是作罷。
走去CVS買了東西。
給海雲做了麵包,然後給她送去。先去圖書館參加了拼圖比賽,結果慘敗而歸,提早去了海運家裏做最後的告別。
周四海雲離開的時候,姐妹們臨時決定去集體送海雲。工作很忙,一天的會。
第二天去了Amish Farm。上午的market有點令人小失望,規模也不大,賣的東西也不是很有趣,然後就在市中心瞎逛了一通,有點小失望。太陽底下很熱,坐在中心的花壇樹蔭下等着他去取車。下午去了一個bus tour,那就有趣多了,聽到了很多文化上的不同。在這個世界上,可以求同存異天下太平地好好生活吧。他們並不注重教育,只要讀到8年紀就好了。不上政府的公立學校,由一位未婚女性也是8年紀畢業的做老師,就這樣一代代地傳承下去,女性養育家庭,一個家庭6-10個孩子。在最後的自助餐餐館裏,看到一圈年輕人,其中一個懷抱着一個嬰兒,然後一頓飯吃完的功夫,估計每個人都抱過那個孩子了。
去了Dream Food Festival。一個晚上第一次碰到那麽多的人。食物一般,但是感覺感受了一下“正常”生活。
讀書,休整。給JW和TT各自寫了一封信。經過一個長周末,海雲也道道了目的地。一天下雨,在家呆著。




CBWS的摘抄

但其实我收到了两个红包,当我朋友看完《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之后,也很喜欢,因为他产生了许多共鸣。按照他的说法,书中的一些观点他也曾经有过,但从未能如此清晰完整地表达出来。最后他加了依据:我很喜欢这本书的结构。

在他说出这句话的前一秒,我还沉浸在欢喜之中。因为你向朋友推荐一本书,如果和朋友根本不对路,那就太让人尴尬了。一种好意就会变成一种傲慢:这本书很好,你认真看一看提升一下自己。所以,当朋友和书能够严丝合缝贴合在一起,发自内心地喜欢,对于我而言就像是点了一桌菜,每道菜都符合朋友的口味,看他吃得酣畅淋漓,我在一边就会欣喜莫名。

等朋友的这句话一说出口,我就像是被闪电击中,通身都亮了起来。书的确是有结构的,作者如何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表述解决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从哪里开始,如何分析和论证,最后结论在哪里,这是思维的结构。落到纸面上,书本里自然也带着结构。

过去我喜欢说一本书好看不好看,易读不易读,其实这个表述是错的。好读是什么意思?好读的意思是你很容易理解书里的结构,所以,你不需要不断停下来去想作者要干什么,你只需要集中精力去看作者怎么干的,于是速度会很快,人的阅读体验会很愉悦。

看一本哲学书为什么很困难,很涩滞?因为你根本不熟悉书的结构,也就是你不熟悉哲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了解他们大脑中的思维结构。正因为这样,你读过很多本之后,即便不能理解他们的具体想法,但是你还是可以流畅地阅读一本哲学书。没有别的原因,对于他们怎么思考问题,你因为大量阅读已经变得很熟悉了。

同样的,什么叫共鸣?共鸣就是读者和作者拥有类似的思维结构,要么他们长期思考过相同的问题,要么他们用类似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一个厨子看另外一个大厨炒菜,能比一个食客看到更多东西,而且在炒菜的过程中,会有许多心领神会,觉得许多地方处理得妙不可言。无非是读者可能在思考的时候止步于某处,而作者在书中已经给出了完整的过程和步骤,那么当然觉得共鸣如潮水,愉悦又一波。

这也解释我心头萦绕了近二十年的疑问:我把文章都写得那么浅白简单了,为什么还总是有读者留言说看不懂,理解不了?因为他们不曾像我那样去想过,自然也不会如我那样地去看待。我的文章,并不存在他们熟悉的结构。

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坐下来,就可以彼此交换想法。即便我们想那么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为什么那么去想。但是有了书作为介质,用第三方的思想为媒介,我们相互交换感受和想法,那么反而会有助于双方的思想交流,从中可以获得平常无法得到的启发,甚至是可以增强对自我的认知。

所以,现在我要说:除了鼓励大家多读书之外,还得新增一条,那就是鼓励大家多和朋友分享书籍,多和朋友讨论书籍。大家读完同一本书之后再来交换想法,从理论上来说,相当于你的大脑多了一个外挂帮助你去思考。从情上来说,你也多了一种深入了解你朋友的渠道。更何况,也许因此还会有红包收呢?


--


所以理论上来说,我也应该是滥用“资本”概念的人群中的一员。但我并没有,因为走上社会之后我还继续读书。就我读过的书里,我认为能够用相对浅显直白的方式,深入透彻地解释什么是资本的著作,应该算是赫尔南多·德·索托的那本《资本的秘密》。
有读者说,我已经很久不推荐书籍了。那么,今天我就推荐这本《资本的秘密》。和过去一样,读不读,几时读,那是你的事,推荐不推荐是我的事。
我个人很希望《槽边往事》的读者都能去读一下这本书,无论男女老幼。事实上,我认为我的那些初高中生读者更应该去读一下。不要像我一样,在工作之后才开始从零接触经济学,因此不得不痛苦地困在用时间换钱的生活中很多年,却对这个社会的其他运行方式一无所知,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和放大自身的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类似这样的知识,应该越早知道越好。
当然,当然,又会有人听到经济学三个字就皱起眉头,看到《资本的秘密》居然超过 200 页纸就会眩晕,然后希望有个视频能用 2 分钟时间给自己提炼出所有“干货”。对此我也能理解,那么我的推荐也可以放宽松一些。我不指望人人都通读全书,只需要你能阅读头三章或者头四章,我个人认为就基本够用了,并不需要一定读完全书。
读完之后,最低限度上你会知道为什么说人们在滥用“资本”这个词。《资本的秘密》里很清楚地说明了什么是资本,资本又是如何发生的作用。为了避免普通大众无法理解资本的概念,书里还费心费力用湖水和水电站做了例子。这一部分值得多读几遍,读完以后就不大容易再把资本理解为具体的钱,具体的人,怀着攫取利益的阴险用心,做出一系列黑箱操作。
如果能够理解和接受索托关于资本的理论,那么你就有可能更深入一步,去思考你所拥有的东西里,哪些属于资产,哪些属于资本。以及你此时此刻的处境,是因为资本不足还是资本侵害所造成。然后你可以根据你的理解,重新去审视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乃至你周遭的一切,找到资本的潜流。于是,你可能会进行一次价值重构,包括你对自己,你对自己过去的做法,都会有新的认知和评判。资本所到来的乘数效应无所不在,只是你先前并不知道,也就无从观察而已。一旦你看到了,你就看到了人类社会深层中隐藏的秘密。
我认为《资本的秘密》里讲述的是经济学里相当基础的部分,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你所读的经济学著作就是书本文字而已。因为缺乏一根纽带,把知识和你自身联系在一起。简单说,通过阅读这本书,也许你会第一次觉得经济学和自己有关,而不是你是你,生活是生活,知识是知识。在这个角度上来看,《资本的秘密》写得极好。既不需要用通俗经济学那样的讲述方式来媚众,也不因为讲解学术问题而陷入枯燥无味让人读不下去。
如果我所料不差,你会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去翻书评。翻完之后大为吃惊,觉得我对这本书的评价和描述,和其他人的书评对比起来,完全就像是在形容两本书。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同一本书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怀着不同的目的去看,看出来的东西本身就不会一样。就像是大家都看《金瓶梅》,文学评论家说这是一本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甚至超过四大古典名著。而你很可能不以为然:呸,你看个童年刘备还给自己找那么多冠冕堂皇的借口。

《资本的秘密》有纸质版,目前线上在售,售价 20块出头。它也有电子版,微信读书里就有,价格略贵一些。如果你只读前四章的话,相当于价格翻了一倍,所以具体怎么读还需要你自己去想。读完也许你会回来赞同我的观点:人类最神奇的地方不在于能够征服自然,而是在自然物之上发明概念,却又能利用这些抽象概念真实地改变生活。因此,一切改变都是心的改变,而心的改变又取决于你能看见怎样的现实。

2023年8月1日星期二

What Conversation Can Do for Us(From Others)

Our culture is dominated by efforts to score points and win arguments. But do we really talk anymore?

By Hua Hsu

March 13, 2023

Conversation, in its ideal form, involves no audience, just partners; no fixed agenda, just process. Perhaps it’s in long, wandering discussions that we learn how to be human.Illustration by Henri Campeã

There was once a time when strangers talked to one another, sometimes eagerly. “In past eras, daily life made it necessary for individuals to engage with others different from themselves,” Paula Marantz Cohen explains. In those moments of unpredictability and serendipity, we confronted difference. There were no smartphones, message boards, or online factions. Maybe because life moved at a slower pace, and every interaction wasn’t so freighted with political meaning,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cognize our full humanity. Nowadays, she argues, we are sectarian and “self-soothing,” having fallen out of such practice. What we need is to return to the basics: to brush up on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Cohen,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Drexel University, is the author of “Talking Cure: An Essay on the Civilizing Power of Conversation” (Princeton). She makes the case that talking to others—sharing our stories—is how we learn things and sharpen our belief systems, how we piece together what it means to be funny or empathetic. Conversation can change our minds while sustaining our souls. There’s some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her side. A 2018 study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who had more substantial conversations reported relatively high levels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Cohen considers models of good, entertaining conversation throughout literary history and popular culture, from Jane Austen to Abbott and Costello. Her inspirations draw heavily from her areas of academic expertise, as she explores how conversation is woven into the fabric of French intellectual culture (the salon) or élite English life (the gentleman’s club). But her primary qualification here is that she is a self-professed “talker,” the sort of person who lives for chatty checkout lines, leisurely coffee dates, vigorous college seminars, and spirited dinner parties—as well as spirited daydreams about whom you would invite to your fantasy dinner party of historical figures. She writes of the special “synthesis” that occurs in marriage or other long-term partnerships, in which one’s lexicon merges with that of another, producing shorthand terminology and a distinct rhythm and style. But she doesn’t prize these types of decades-long exchanges over others; she always remains open to new connection. “Surely, my readers can identify with that welling of positive feeling—that almost-falling-in-love-with someone with whom we engage on an authentic level,” she writes. “I have felt this not only for friends and even strangers with whom I’ve had a probing or even a fleeting conversation but also for whole classes of students where it can seem that the group has merged into one deeply lovable and loving body.”

A defense of conversation, of course, is necessary only if one feels it is under attack. In Cohen’s view, the practice of experiencing “uncertainty and open-endedness in a saf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imperilled by a variety of forces: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 mediascape that profits from dissent, the conformity of groupthink, even campus drinking culture. “Our society abounds in bad conversation,” Cohen writes, in part because it makes for more entertaining content on the Internet and television. People would rather regurgitate “predetermined positions,” she fears, than wrestle with ambiguity. No spaces seem safe for the frictions or disagreements that make conversation go. Families today appear to be increasingly unstable, requiring an ever-expanding cheat sheet of inoffensive talking points for navigating Thanksgiving. College was once a zone of free-flowing experimentation; today, it is dominated by ideological orthodoxy. Conversation was once an end in itself; now it is the stuff of self-help gurus and business-school strategy.

Amid all these forces, Cohen returns to true conversation as a kind of sanctuary. And, whether or not you agree with her description of the current climate, there’s something deeply appealing about her commitment to conversation. In its ideal form, it involves no audience or judge, just partners; no fixed agenda or goals, just process. As the philosopher Michael Oakeshott observed, in conversation “there is no ‘truth’ to be discovered, no proposition to be proved, no conclusion sought.” What matters, he continued, is the “flow of speculation.” Conversation is casual; it isn’t a chat (too noncommittal), a debate (too contentious), or a colloquy (too academic). And yet the cachet of conversation, with its connotations of open-mindedness and open-endedness, also encourages an overly broad application.

What can it possibly mean, for example, to have a “national conversation”? Bill Clinton is often credited with being the first sitting President to inaugurate the tradition, when, in 1997, he called for a “conversation on race.” In the two-thousands, with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and then social media, these calls intensified, particularly in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tragedy. Uses of the phrase “national conversation” soared during the Presidency of Barack Obama, America’s last great conversationalist-in-chief. He often seemed less concerned with presiding from a position of power than with running the country as though it were a seminar, seeking consensus through debate and discussion. There was the Beer Summit, the listening tours, the town halls. (It’s a footnote of history that his main rival in the 2008 primary, Hillary Clinton, launched her campaign with a similar call for addressing division head on: “Let the conversation begin.”)

It’s easy to grow cynical when politicians invite us to participate in conversation. They get to acknowledge difference, or feel another’s pain, rather than commit to meaningful action. And it’s dispiriting to sense that our everyday conversations—ephemeral, intimate—take place inside larger, seemingly endless national ones, and to so little effect. As President, Obama invited national conversations on race, policing, gun violence, the future of cities and neighborhoods, and, in June, 2009, “fatherhood and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But years later even he appeared to lose hope. “What has happened is that our national conversation has broken apart,” he said in 2022.

Obama seemed interested in trying to solve a problem inherent to conversation: its tendency to devolve into argument. A few years ago, the literary theorist Stanley Fish wrote that “the state of agreement that would render argument unnecessary—a universal agreement brought about by facts so clear that no rational being could deny them—is not something we mortals will ever achieve.” This wasn’t meant to be a despairing conclusion. Instead, Fish pointed to how different genres of argument tilt along different axes of dispute: political ones often revolve arou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cts, while a marital argument is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words” within an intimate setting. Yet, Fish noted, political and marital arguments are similar in that, for the most part, neither is winnable. In marriage especiall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definitive victory, only momentary accords and truces. For Fish, there was no all-purpose method for conversation, just different conventions for different situations.

If conflict is inevitable, then we might as well prepare for it. In “Good Arguments: How Debate Teaches Us to Listen and Be Heard” (Penguin Press), Bo Seo, a two-time world-champion debater, offers his own method for disagreeing with others. “An argument contains nearly infinite space for improvement,” he writes. But if you know what you want people to conclude, you can begin mapping out a way for them to feel that such a conclusion is irresistible.

Competitive debate is a flawed model for civic discourse—it’s a world full of rules, time limits, and decorum. Contestants draw their assignments at random, and they are sometimes required to argue for positions or policies with which they disagree. In one pressure-filled round, Seo and a partner had to argue that “the world’s poor would be justified in pursuing complete Marxist revolution.” There’s a coolness to his description as he discusses how to approach such a prompt with serene reason. He explains how definitions might be structured for maximum efficacy, and, more generally, how to listen to what is being said by your adversary and how to expose its fallacies. In the case of class-based revolution, Seo and his partner knew they had to adapt a “full-blown Marxist screed” for a larger audience, arguing for “grand, civilizational” stakes.

In “Good Arguments,” Seo offers a set of rules gleaned from his years as a debater and as a debate-team coach. For example, avoid an abstract word when a concrete one will do. To describe ou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failing” might lead us to any number of solutions, maybe even existential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institutions writ large. But to call them “underfunded” draws a line between problem and solution. For Seo, precise language produces clearer sentences, and a better-defined “journey” for listeners to follow, furtively delivering them to the destination that you’ve already chosen for them. His rules are seductive, a balance of sound logic and rhetorical flourish. (“Find the applause line.”) Good arguments are products of elegant and intelligent design; although they invite others in, their conclusions are meant to feel inescapable.

Seo’s paradigm is at some distance from actual political speech. One of his rules is “no emoting.” But he began to see the power of persona one day when he attended a campus sit-in, at which different speake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as part of the movement to force institutions to divest from fossil-fuel companies. Accustomed to forms of exchange where proportional, well-reasoned ideas trumped charisma and panache, Seo found the speeches revelatory. “Ideas don’t move people on their own,” his roommate explained to him. “People move people.” Seo concluded, “We had to make something new: a mode of speaking that did not force people’s hands but grasped them.”

A chilling moment came in 2016, when Seo and some Harvard debate pals were watching one of the Presidential debates between Hillary Clinton and Donald Trump. What they saw was not diplomatic restraint but pure emoting. Trump was a product of what the linguist Deborah Tannen calls “argument culture,” in which a “pervasive warlike atmosphere” hangs over all public dialogue. Watching Trump, Seo was reminded of what could happen in the nastiest of debate rounds, when opponents competed in bad faith. “Bullies used the adversarial format to bludgeon opponents and used rhetoric not to enhance but to elide reason,” he writes. “They took advantage of the debate’s openness to ideas by introducing lies. Bad debates seemed to point back to some weakness in the activity itself. They showed that a debate, so hijacked, could be a harmful force in the world.”

“I don’t care if it’s the local or the express. We’re getting on board.”

We might share Cohen’s vision of a good conversation as endorphin-releasing, something akin to the warmth and contentment of slowly experiencing love. But we live in the age of the amygdala, aiming for outrage. Even if political discourse took the form of Seo’s idealized debate, the dynamic might still disserve us. In a debate, we aren’t trying to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someone else; Seo’s rules are not for winning over strangers but for defeating opponents in tournaments. Reason and personality are deployed not to appeal to the person you’re debating but to impress observers who listen and judge, while never entering the fray. It’s telling that social-media platforms, like Twitter, characterize themselves as serving a public conversation, and yet the presence of an audience turns online conversations into performances. A politician today is more likely to dunk on some random hecklers on Twitter than to court them.

Does genuine conversation have prospects within the political realm? In “The Persuaders: At the Front Lines of the Fight for Hearts, Minds, and Democracy” (Knopf), the journalist Anand Giridharadas laments a contemporary climate that is “confrontational and sensational and dismissive.” In the age of sophisticated psychographic profiling, strategists think that it’s rational for warring sides in a campaign to “write off” those who are unlikely to join their cause and instead focus on mobilizing their base. “Leaders who attempt outreach have been attacked by their own as sellouts, chided for centering those who would never ally with them anyway over those who have long had their back, if not their attention,” he writes.

Giridharadas depicts a world so fractious that many people have given up on the possibility of debate, let alone rangy conversation. His book tells the stories of progressive organizers,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Like their counterparts on the right, they struggle to reach the other side. Some of those he interviews point to the election of Trump as a moment that destabilized their sense of what could be debated or discussed. At the same time, online discourse was becoming more sophisticated, even academic; suddenly, terms such as “white supremacy,” “patriarchy,” and “prison abolition” had entered the mainstream.

Among progressives, a shared interest in opposing Trump didn’t mean that they could agree on how to express themselves collectively, balancing precision with “message effectiveness.” Giridharadas writes, “With white supremacy and patriarchy and the discontents of capitalism now front and center in the conversation, how could those groups be expected to put aside their feelings on these matters for the sake of keeping the coalitional peace?”

It’s not just that the public nowadays seems unpersuadable. The echo chambers keep shrinking as well. “We can keep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becoming a narrower and narrower slice of this country,” Alicia Garza, a fou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tells Giridharadas, “or we can actually fight for power.” Giridharadas sees a winnowing of conversation in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as a “war on persuasion” itself.

For Giridharadas, hope comes in the form of Steve Deline, a gay activist in California. Deline was dismayed when, in November, 2008, California voters approved Proposition 8, a ballot measure to bar same-sex marriage, and he decided to join an experimental program implemented by the Los Angeles L.G.B.T. Center. Volunteers would knock on the doors of people who’d supported Prop 8 an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m about why they had done so. “It came from a place of desperation and feeling like I had no other choice but to try to talk to the people who I didn’t think I could talk to,” Deline explains.

The more conversations Deline found himself in, the more comfortable he felt listening to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on the face of it, did not wish him well—and the more comfortable he felt sharing his own vulnerabilities with them. These private conversations, taking place patiently and deliberately, unhitched from the rhythms of national ones, offered each side the chance to recognize the other’s humanity. Deline eventually helped start the New Conversation Initiative, which aimed to train people in “non-judgmental” voter outreach. “What we learned is changing your mind on something is about navigating a sea of conflicting emotions,” Deline tells Giridharadas.

And yet the “deep canvassing” model is far from the autotelic ideal of conversation that Cohen prizes; Giridharadas’s book, after all, is titled “The Persuaders.” Conversion may be an outcome of conversation, of course, but the ideal posits that the exchange isn’t merely the instrumental pursuit of an agenda. Although Giridharadas’s voluble progressives may be nudging others to be more open-minded, they themselves aren’t open to the views of the voters they’ve set their sights upon. For Cohen, talk is about the experience; for Giridharadas, it’s ultimately about the next election.

We can’t be confident, either, that our splintered public sphere is a symptom of conversational collapse. There has never been a time in human history when the average person has had access to the sheer volume of conversations that technology makes possible today—all those takes, tweets, threads, text chains, posts, and articles. Then there’s the world of podcasting, where people readily listen to hours of freewheeling, sometimes thorny discussion. Is it that we’re incapable of having conversations, or that there are simply more voices to account for? Could it be that we are suffering from too much talk, not too little?

Irecently subscribed to a newsletter about small talk—for research, of course. It was filled with tips and tricks for steering and prolonging conversations; one involved wearing sunglasses in a public place in order to practice making hyper-focussed eye contact with strangers. The very notion of being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now falls into the world of self-improvement and self-help, where the ability to speak to someone is a means to an end rather than a means toward making the world a more ambiguous place. The logic of accumulation gets applied to social interaction: talk only when you can get something concrete out of it.

The same applies to the new A.I.-powered chatbots. Even as journalists have gleefully set about prompting them into displaying unsettling personalities, there have been stories of programmers creating conversational partners modelled on the deceased, which may comfort those dealing with grief. But these are asymmetrical exchanges; they succeed when they’re good for us. We don’t inquire whether they were good for our digital interlocutor.

Where do we find a great model for conversation? Cohen points to the college seminar, a rare case of “a conversation that is at once a means to an end (learning something) and an end in itself (engaging in the flow of group talk).” She views teaching as drawing on the skills of a good conversationalist, going back and forth with her students, hopeful that they stumble into a kind of “communion.” The professor is an authority and a guide, but everyone must be ready to make side trips into promising tangents. Every class is fleeting; most aren’t archived or analyzed afterward. “When the term is over,” Cohen writes, “everyone in the class understands that something rare and mysterious has occurred and that our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has been subtly but indelibly altered.”

What makes the classroom such an unusual model for contemporary discourse is its temporary and ultimately low-stakes nature. Even if a breathtaking seminar discussion spills into dinner and coffee afterward—and then late-night dorm-room philosophizing, a desire to stay inside that “loving” moment as long as possible—the next session might be a dud. It comes and then quickly goes because, other than some scattered notes, there are no remnants. The power comes from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can happen only once: they are improvised and ephemeral, and can never happen again in the same way. You may forget what was discussed, but you will remember the exhilarating experience of the discussion itself.

Reading a book about conversation inevitably makes you want to talk to people, even if, like me, you are not exactly a talker. Mostly, I wondered whether my conversations achieved the heights outlined in “Talking Cure.” Did I seek out others to be heard, or to hear as well? There were moments, while ruminating on Cohen’s arguments, when I felt compelled to text friends and ask them the last time they experienced this idealized flow state of conversation. This led me to scroll through my phone and sift through my chat histories and think about whether these chains of messages, some going back a decade, constituted proper conversations or not. Was there something false about my feelings of affection for people I have only ever e-mailed with?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yping one’s most unpopular thoughts in a chat window and uttering them aloud?

Somehow, the erratic, digressive nature of these chains is what makes them human. We talk with one another not just to discover ideas but to share umbrage and merriment, to compare experiences, express sympathy, or sniff out bullshit. We offer one another models of unreason. Cohen closes “Talking Cure” with an example of a conversation enthusiast: Pierre Bezukhov, the wandering, occasionally absent-minded protagonist of Leo Tolstoy’s “War and Peace.” She describes her experience teaching the book to a seminar of “unusually engaged” students and their delight in reëncountering Bezukhov throughout the epic novel, a kind of Everyman trying his best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shifting around him.

The character bears witness to great suffering; he finds himself unable to adequately “convey his thought to others just as he himself understood it.” At one point, Bezukhov realizes “the impossibility of changing a man’s convictions by words, and his recogni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everyone thinking, feeling, and seeing things each from his own point of view.” Yet Bezukhov persists. He continues to share his thoughts and to listen, remaining, as Cohen writes, “alert and receptive without feeling that a definitive answer must be found.” It’s the imperfections we offer one another in dialogue that make such endeavors worthwhile. We keep talking, knowing that it brings us closer to one another as it simultaneously casts us apart, and that the conversation is never over. ♦




张春:从接待的500名女性,看中国女性最隐秘的痛

 2023/7/22 11:22:24  张春去年开了自己的播客电台,每期都会邀请来5-8位的女性聊天,主题往往是生活中的小事。 比如讨论相亲,有女孩说,自己有一个相亲对象,双方家长已经在四五个月内互相约见了多次,但是那个男孩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桩相亲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她却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