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读书会给大家拜年啦。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虎虎生威、生龙活虎。
春节期间，我们一定被各种各样的老虎图案和符号包围着，有可爱的也有威风的。老虎可以说是十二生肖里最“威猛”的神兽之一，从“龙争虎斗”这个词语就可以看出老虎在中华文化中是可以与“龙”相媲美的动物。
但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对老虎的认知经历了很多次演变。最开始，它是神兽，随后又成了令人恐惧的害兽。现在提到老虎，可能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印象就是纪录片中的老虎——它成为了需要保护的珍稀动物。
从对老虎观念的变化，能看到我们对于大自然态度的变化。
老虎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动物形象和文化符号之一，人们对之包含着喜爱、尊敬又畏惧的复杂感受，但无论如何，“虎威”代表着某种高昂的精神气，所谓“生龙活虎”。也因此，虎年似乎直观上给人感觉也更吉利，毕竟口彩好。
不过，这其实是一种在中国文化圈里才有的现象，从西域以至西欧的文化里所注重的都是狮子而非老虎：在巴比伦、希腊和埃及的黄道二十宫中，都有狮无虎 ，所以星座只有“狮子座”而无“老虎座”，印度丛林多虎，但十二生肖中也用狮子代替老虎，而日本虽然自古无虎，但受中国文化影响，十二生肖与中国完全一致 。
如今在谈到亚洲经济奇迹时，中国人常说的“亚洲四小龙”，如按英文直译其实是“亚洲虎”（Asian tigers）。有趣的是，新加坡（Singapore）这一地名的本意是“狮城”，据说早年岛上猛虎肆虐，但因其建城时的统治者在此打造了狮形王座而得名 。这种将狮子作为王权象征的做法，其实是受印度文化影响所致，至少在中国文化里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老虎在不同文化中的形象、含义是有着很大差异的，而在中国文化中，对老虎的认识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翻新——简言之，在中国文化中，老虎从最初的“神兽”，渐渐地变为“害兽”，又变为“珍稀动物”。
古人崇拜并神化老虎，是很自然的文化现象，毕竟在东亚的山林中，这种猛兽是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所以东北和华南的山林地带族群自古就有虎崇拜，这与东北虎、华南虎的分布恰好一致，恐怕很难说是偶然的。
尤其对以狩猎为主要生计的群体来说，山神就常常以老虎的形象出现。在乌苏里山区，早年中国猎人会在山林里用石头砌庙，上书“山林之主”，敬奉虎神 。满族供祭的“山神”即“虎神”（tasxa ənturi），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也一样，他们认为山里所有的猎物、财富都是“山神”（虎神）所掌管、赐予人的，因而对其极为崇敬 。捕猎为生的鄂伦春人至今尊称老虎为“诺颜”，意为王、神、官，又或称“乌木其”（太爷）。
老虎是阿尔泰语系民族最神圣的动物崇拜，“在狩猎民族中几乎没有以猎虎为目的的猎民” 。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发现，在小兴安岭的通古斯族认为，自然界中有三个互相竞争共存的群体——人类、虎、熊各有互不侵犯的领域，因而人们绝对不会主动去打老虎 。
在毗邻东北的朝鲜半岛，虎崇拜则进入到了更高的一个文化层次：它不再是山神本身，而是一个人类形象的山神的随从、坐骑，“山神堂上必然挂着描绘老者身旁的卧虎、或骑虎的老者的山神图”，“这个山神具有统管支配人们的生产、人事等各方面的综合神的性质”，但原本属于老虎的神能，已经转移到了那个人形的山神身上 。
这些留存下来的虎崇拜文化，都很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对虎的最初认知。考古学家张光直在《商文明》中指出，虎是殷商卜辞记载中不时提及的猎获动物，商代艺术“从整体上看，就是一种以各种兽面和不同动物的身体的各部位为特征的动物艺术，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虎、牛、鸟三类” 。在青铜器的饕餮纹样中，虎是与龙、凤并列的三种最高等级的通天神兽之一，老虎造型的礼器大部分级别很高，为高级贵族所用 。
从商周时期的礼器来看，上古虎崇拜的文化发祥地大致有三个：东北山区、长江中游江南山区、江汉上游山区，而这无疑都位于“华夏边缘”。到后来，“白虎”在宇宙四方中仅是西方神兽 。从后世老虎的分布看，东北虎、华南虎似乎主要位于中原的东北、东南方向，为什么“白虎”却被安排在西方？这或许暗示，中国文化起初接触的虎崇拜来自西南山地。
彝族民间有“得罪山神，虎豹伤人”的说法 。彝族创世神话甚至相信，是老虎开创了宇宙：“虎尸解体生万物，虎毛散四方，虎血溅四方……虎毛变草木，虎肉变动物，虎血变江河，虎骨变岩石，虎眼变日月星辰。” 拉祜族、小凉山彝族都有虎氏族，分别称为“拉扒”“罗波”，都意为“虎人” 。纳西族、普米族也崇拜虎，自称为虎，认为人类起源于虎 ，普米族因而喜欢用“虎”作为地名和人名，泸沽湖就是普米语“猛虎湖”的意思 。
老虎是古人在狩猎时遭遇的最强猛兽，是山林之王，代表着一种威严的神秘力量，“能够与老虎合为一体的人，即是崇高的巫师，自己便能够成为自然界的神王，在山顶上、也就是最高的境界上，掌握崇高生命的权力” ，因此在青铜器上经常有被虎神吞食的人物形象，历史学家李学勤推断，“吞食象征自我与具有神性的动物的合一” 。
正因此，在商王墓中，虎神造型只出现在王家礼器中，意味着虎乃是王族所独有的特殊崇拜对象，甲骨文带“虎”的地名均是商王猎区，但极少猎获老虎，“虎”经常是向其咒祷以借其神力的神兽 。然而随着王权的兴起，这种原本被视为掌管死生的神兽，渐渐成为王权的象征，“在新的制度和观念的冲击下，死生神兽的信仰观念逐步消退，而老虎形象开始普遍被当作是勇武良军的象征” ，后世表示军权的“虎符”、军种“虎贲”均由此而来，在大理国的《张胜温画卷》中，武将身穿虎皮，也是同一意味 。
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在商代，虎是王族所独有的特殊崇拜对象。
到了周代，虎神的形象就开始发生转变，出现了天之刑神蓐收，他面生白毛、有虎爪，手执象征刑杀的斧钺 ，是虎神向人形神转变的过渡形态，而“白虎”与西方、死亡联系在一起，因为执掌生命的虎神也是死神。那种虎神执掌生命的意涵，到后来以主杀的厉神形象出现，而助力升天（所谓“云从龙，风从虎”）的神能则只有在道教文化中才得以保留 。看守南天门的马赵温关四大元帅，其中武财神赵公明元帅（赵玄坛）的坐骑就是黑虎，而《西游记》里的道士也有“虎力大仙”，能驾驭老虎神能的就是法术最强的道士。
这样，在中国文化中，老虎逐渐从具有神秘力量的“山神”出现了分化：一是作为王权的象征，与军事、勇武发生关联；二是作为超自然力量的化身，逐渐被巫师、道士或人形的神灵所掌控。不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老虎作为一种神秘力量，已经被人所驾驭。
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众多深度心理学家来说，认同（identification）也就意味着代替（replacement）。从一个强有力的事物中吸收力量，就是在削弱这个事物。”因此，当人们扮作老虎的时候，他们就“无意识地将自己与深深恐吓他们的力量认同了起来。”
随着文化的演进，对老虎的崇拜，最终使人转向借用、掌控虎神本身的神秘力量来强化人自身的力量，这就是老虎被祛魅的开始。
老虎曾是最受敬畏的神兽之一，但经过一两千年的漫长演变，它却逐步被人所降伏，到宋代甚至出现了武松这样的“打虎英雄”，对老虎来说，也真可说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它已跌落神坛，成了世人眼中的“害兽”。
这个漫长的过程，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中原文化毕竟主要是平原地带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不像山地狩猎族群那样生计完全仰赖于山神的恩赐，因而在华夏文化主体中，源于山地猛兽崇拜的虎神形象，只是宇宙间的诸多神兽之一。到了秦汉时，虎神的神能范围逐渐收缩变窄，老虎形象也渐渐地不再被当作崇高权力的象征 ——龙才是至高权力的专属形象，而虎则被降级为将士或道士所有。
花灯节上龙虎相争的灯光装置。秦汉时，老虎形象逐渐不再被当作崇高权力的象征，龙的形象取而代之。/unsplash
不仅如此，大致从战国时期开始，老虎还被世俗化为贪狠的形象，因而当时人们将秦国称为“虎狼之国”。顺着这一新的含义，后来在汉语中衍生出一系列负面意味的词语。文孟君《骂詈语》一书发现：“虎，直接用于骂詈的不多见，往往取其本性凶猛、残忍的特征，与其它词语搭配而形成骂詈语，常见的有‘人面虎’‘笑面虎’等。”
随着东汉以后南方开发的逐渐深入，作为老虎栖息地的山林也一点点遭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就是虎患的不断加剧。
早在秦汉时期，虎患危害的地域就已很广，以至于倭人的居住地无虎，时人视为奇闻 。到了中古时期，在不少地方都出现了虎患，以至于地方官员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止息虎患 。唐朝政府十分重视官道的维护，严禁砍伐道旁行道树，但在南方老虎猖獗的州县，官道两侧十步之内的树木必须伐光，以便行人防备老虎 。明正统十三年（1448），福建兴化县（今莆田）甚至因为虎患严重、疫病流行，人口大减，不得已而被裁革。
丧失了家园的老虎与步步进逼的人类之间开始了漫长的冲突，而这又反过来让人对老虎的印象进一步变差了。虽然成语中说“畏之如虎”，把“豺狼虎豹”视为最贪狠的猛兽，但实际上，就像弗朗索瓦·拉塞尔在《错解大自然》中所说的，“老虎对人类充满恐惧，由它们主动发起的攻击极为罕见，那往往只是与人类不期而遇深感威胁之下的个体行为。”如果老虎攻击人，那其实往往是它们感到自己的领地遭到了人的入侵。
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传入，老虎的形象被进一步降格了。陈怀宇在《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一书中说：“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作为六道中畜生道的一种动物，虎在早期佛教文献中以邪恶的动物形象出现。” 法术高强的佛教僧侣以“降龙伏虎”的形象出现，不过陈怀宇也发现，僧人对猛虎并不纯粹是降伏，“而应该将猛虎视为孤独修道僧人的法侣与法徒”，到了唐代，更明确出现了猛虎也有佛性的说法，唐代甚至还发展出一个新传统，即以“虎”作为僧人的美称，“律虎”即赞誉精通律学的僧人，而精通义学者常被称为“义虎”或“义龙” 。
在《太平广记》中收录了不少唐五代老虎相关的故事，有学者分析虎发现，“竟有不少人以德化感动老虎放弃食人的传说，要么以念诵佛经而退虎，要么以至诚孝行感动老虎立地成佛，而且故事记录者大多对此深信不疑，反映了唐五代人与动物之间的微妙关系” 。因为在传统道德信念中，“虎患”其实是“人间秩序和道德败坏所导致的自然界的感应” ，因而自然界的异常是人间道德败坏导致的。
不过，这种“伏虎”故事固然是在宣扬高僧、孝子的道德感化力，但似乎也由此可见，老虎的形象看起来已更接近于一个脱离了社会秩序的恶棍、不孝子。在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很难得到尊崇了，最多是道德感化的对象，而当无法加以感化时，打虎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一个农业文明来说，老虎由此成为百姓生活的一种潜在威胁，到了宋代，终于出现许多打虎英雄。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冯妇搏虎、卞庄刺虎等故事，但在晚唐之后，这样的打虎英雄大批涌现，五代猛将李存孝勇武过人，据称在十几岁时就曾打死恶虎。但最出名的当然还是武松打虎的故事，事实上，在《水浒》中这样的事迹不止他一人，仅李逵就杀死四虎，解珍、解宝兄弟也是打死老虎的猎户，而水浒人物还有李忠也外号“打虎将”。
刘继卣以“武松打虎”为主题创作的组画《武松打虎》第十一幅。
不仅中原如此，连原本尊崇老虎的游牧民族也以射虎为习。《辽史》卷五三《礼志六》：“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契丹语“biriči”，与蒙古语“bars”同源，就是“老虎”的意思。直到元代，西辽河流域老虎仍然很多，元世祖时期松州知州仆散秃哥“前后射虎万计，赐号万虎将军”（《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八年秋七月赐）。
这样，随着环境开发的加剧，老虎和人之间展开了生存竞争，除了极少数边远地带的族群仍然尊重它身上的神性，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它已经成了人类继续开发大自然的阻碍，不断遭到捕杀。正因此，历史学者马立博（Robert Marks）把老虎活动看作是人类入侵和破坏自然环境的晴雨表 。
对老虎的滥捕滥杀，其实早就显示出生态环境在恶化了。在康乾盛世，人口大幅增长，大量人口为了讨生活，深入山林，使得此前发挥着人与老虎的缓冲地带作用的杂木林荡然无存 ，老虎数量从那时起急剧减少。
木兰围场是清代的皇家狩猎场，康熙三十一年（1692）行围时猎获虎9只、野猪10只、熊3只；乾隆行围时仅猎获虎1只、野猪8只，熊则根本没有 。有学者在回顾西辽河流域动物地理与环境变迁后得出结论：这一带“清代中期以后和19世纪及20世纪前期，虎豹等大型食肉动物迅速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和内地人口从清代中期以后大量向西辽河流域移民开垦有密切关系。”
尽管如此，当时在深山老林里，老虎仍然为数不少。汪灏《随銮纪恩》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大兴安岭南段多次猎到东北虎；这一年九月初三在乌里雅斯台，皇太子（雍正）猎得东北虎，“上命与观。谕云：……朕杀者一百九虎，皇太子亦杀数十，自十四阿哥以上，无不杀虎者” 。清代西南森林覆盖率当在50%以上，直至20世纪初，四川有72厅县仍有华南虎出没，云南有54个厅州县至少有华南虎和印支虎出没，贵州至少有27厅州县有华南虎出没 。
就虎亚种的数量而言，中国原本位居世界第一，就分布幅员而论，除了台湾、海南隔海无虎，中国各省都曾是虎乡，从亚寒带的小兴安岭到亚热带的西双版纳广泛分布，这是任何产虎国都不能比拟的 。
在全国21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中，约有1100多个曾有过老虎的分布，约占全国县级单位总数的55%，其中：指名亚种6县市、东北亚种77县市、华北亚种208县市、西北亚种28县市、华南亚种820县市、云南亚种27个县市，总计1166个县级单位 。
随着农业开发的推进，老虎在各地逐渐消失了。很多人不知道，连上海都有过老虎：1430-1760年代，华南虎在上海地区的活动有13次，其中明代8次，清代5次，但在那之后就再未见到过。晚清近代，在中国偏远地区旅行的传教士一般都携带武器，为了防范野兽和土匪，有一个季度，仅在福州郊外就打死了12只老虎 。
国内各城市郊区打到虎的记录年代是：厦门1870、1895、1897、1925，宁波1875，杭州1880，福州1894，南京1895，安庆1925等。在1930年代初，香港也曾发现由大陆泅水过去的虎。迟至1948年，在南昌附近也打到一只虎 。
老虎虽然在城市郊区逐渐消失，但直到1950年时，还有133县残存有华南虎，这些县主要分布在长江干流以南，华南和西南的边远山区 。
到1990-1991年末，世界自然基金会调查估算，中国境内可能只剩下30-50头野生虎。1993年5月29日，国务院正式全面禁止任何老虎贸易。就在一百年前，全世界野生虎还有10万头之多，但现在已仅剩约3200头。过去三十年里，没有任何野生华南虎的可信目击报告，它极有可能已经灭绝，只剩下黑龙江、吉林边境地带有偶尔从俄罗斯入境的东北虎。
在这样的快速灭绝危机之下，现在老虎已成为最濒危的珍稀动物之一，但它的种群恢复仍然非常困难。因为作为利用植物所产生能量的0.0001的顶级食肉动物，它最终必须依赖于分布密度稀和活动范围广方能生存 。现代的研究表明在良好的条件下，大致需要20到100平方公里的区域才能供养一只老虎 。
这就意味着，单单保护老虎是无法挽救其危亡的，没有大片生态环境良好的山林存在，就不可能有老虎存在。
反过来说，老虎的消失，就表明能支撑它的良好生态也已不复存在。这是对生态学视角下人虎关系的新认识：拯救老虎，其实就是拯救我们自己同样赖以为生的生态。
参考文献：
[1]“在古代近东和中东地区，虎在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几乎没有位置，在古代埃及语、赫梯语、阿卡德语、希伯来语等语言中几乎未提及虎这种动物，出现频率较多的是公牛、马、羊、鹰隼等动物。”见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
[2][英]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03页。欧洲绘画中多有狮子，而极少见到老虎的形象。西欧的老虎是晚近才作为动物园动物展出的：“欧洲人多年来所看到的第一只老虎游遍了意大利半岛，最终于1478年落脚都灵。”见[法]埃里克·巴乔江涛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43页。此外，中亚虽然直至1970年都有里海虎，但在斯基泰艺术品中却见不到虎的形象，“然而老鹰、豹和鹿则始终保有其在斯基泰艺术表达上的主要地位”，见张文玲：《黄金草原：古代欧亚草原文化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88页。
[3]康斯坦丝·玛丽·藤布尔《新加坡史》，欧阳敏译，2013年，第5页。
[4][苏]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乌苏里山区历险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2页。辽宁省《海城县志》（1937年版）记载：“本境东部多山，供奉山神，以镇虎狼及诸猛兽……山中居民称虎为山神爷，而立庙祀之。”黑龙江省《宝清县志》（1964年油印本）：“山中居民最畏虎，遂称虎为‘山神爷’，故立庙祀之。”均见江帆：《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58-159页。郭静云也说：“古代崇拜老虎的地区，主要是北满洲，包括古高丽族、赫哲族、乌德盖族、乌尔奇、涅吉达尔族等通古斯民族，都将老虎视为自己的始祖。在通古斯的神话和萨满仪式中，老虎必定是地位崇高的神兽。”见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溯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46页。
[5]赵阿平《满族语言与历史》，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6]宋兆麟《最后的捕猎者》，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324页。
[7]前引《满族语言与历史》，第70页。
[8]Shirokogoroff, S.M.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ugus, Shanghai,1924。这种习俗也见于朝鲜半岛，如魏声龢《鸡林旧闻录》（1913）：“山中百兽俱有，虎豹为常兽，不甚可畏，往往与人相望而行，人苟不伤之，亦不伤人。熊最猛，苟遇之，无不伤人者，且善与猎人斗。”
[9][日]依田千百子：《韩国的虎信仰——虎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载陶立璠主编《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三辑“亚细亚民俗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41、246页。
[10]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7、199页
[11]前引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第252、306页。
[12]前引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第306-307页。
[13]刘怡等编著《活在丛林山水间——云南民族采集渔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14]吉克·尔达·则伙口述：《我在神鬼之间——一个彝族祭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5页。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也提到，彝族等的创始神话中，虎或马鹿的躯体各部分变成天地各物，农业出版社，1987年，第517-518页。
[15]拉祜族简史编写组：《拉祜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6]王小盾：《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关于四神的起源及其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页。
[17]同上书，第156页。
[18]郭静云前引书，第338页。
[19]李学勤：《试论虎食人卣》，四川大学博物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20]郭静云前引书，第345、351、367页。
[21]郭静云前引书，第408页。据《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伐吴外传》：“阖闾死，葬于国西北，名虎丘。穿土为川，积壤为丘……葬之已三日，金精上扬为白虎据坟，故曰虎丘。”这或许也表示当时在吴国，虎与王权有密切关联。又《史记•项羽本纪》范增说项羽：“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可见龙虎之气仍是帝王象征。
[22]陈吕范认为这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理由是“泰族崇拜大象，从未有装饰虎皮的习俗”。参见陈吕范《南诏大理国重要文物浅析》，载《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上册，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
[23]《国语•晋语二》：“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
[24]道教圣地江西龙虎山就是一例，《淮南子•天文训》：“虎啸而谷风至。”
[25][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6页。
[26]郭静云前引书，第307页。
[27]文孟君：《骂詈语》，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9-60页。
[28]见《三国志·东夷传》，参见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第198页。
[29]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177页。
[30]李斌城《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52页。
[31]陈怀宇前引书，第161页。
[32]陈怀宇前引书，第160、196、220页。
[33]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34]李文海、夏明方：《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第450页。
[35]转引自《天有凶年》，第439页。
[36]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第539页。
[37]邓辉《清代木兰围场的环境变迁研究》，载侯仁之、邓辉主编《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45页。
[38]王守春《全新世中期以来西辽河流域动物地理与环境变迁》，载《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第370页。
[39]转引自何业恒《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40]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41]前引《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第1、6页。
[42]前引《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第173页。
[43]小爱德华·布里斯：《邵武四十年：美国传教士医生福益华在华之旅，1892-1932》，安雯译，2015年，第164页。
[44]马建章、金崑《虎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7-128页。
[45]前引《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第180页。
[46][美]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33页。
[47]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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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康复的时候，我就想，找什么安慰。听《普通读者》的播客的时候，把三位主播在小红书的ID都找来了。顿时觉得纸质的书可真是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