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 （转载） (2011-12-12 23:56:29)

我一直不大清楚，记忆是怎么回事。我和我姐相差一岁三个月零两天，可以说，除了双胞胎之外，做为姐妹，我们俩最大限度的共享了人生。但即便是这样，我多年后再和她回忆从前，却像两个账房怎么也对不上账，别说细节了，连故事梗概都对不上号。她带着我上了五年的小学，想必烦我不是一点儿半点儿。我常常想起那一年的夏天，午睡过后醒来，她偷偷溜走了。我迷蒙着双眼，万分委屈的穿过漫长的大院去上学。但我没有那个气性，走到一半，就坐在马路牙子上痛哭起来。马路牙子上是一扇窗户，窗户里是一个会计在上下午班。她叫黎春兰。她打开窗子问我：徐二！你哭什么！我非常羞愤难堪，一言不发走了。这个场景至今还很鲜活。我不明白为什么记忆不老。那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但夏天的热，绿色的树叶和我羞愤的心情，像是泡在福尔马林里，说不上鲜活，但却没有腐烂掉。如果你今天给我张地图，我还能指出我当年痛哭失声的具体地点。它的右前方，是一片荒芜的果林，左前方是菜园，后方是军部大楼，绿色的墙裙，红色的窗框。     

我跟我姐姐说起这件事，她茫然无知。我姐的回忆里，也常常没有我。她说道那年的大年初一，我爸一巴掌掴散了她的马尾辫，她只好哭着和同学们去于老师家拜年。那一年的初一我在干什么，我也茫然无知。我不敢相信，这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不再想要跟着任何人去任何地方，我爸也老病缠身，不能再掴散任何人的辫子了。   

记忆像是一个意外，记下的都是不知所谓的片段。我们历史老师姓贺，是个真正的恶人。事实上，她兼着我们好几门课。她像个间谍一样在考试时，偷偷从一班溜到我们班，再从我们班溜到一班。她疯狂的陶醉在自己的权威里。从敞开的门我可以看到过道的墙。那边墙漆了绿色的油漆墙裙，她贼膝摸脚的向我们班摸过来时，绿色的墙裙里，就映出一个暗影。那次考试没什么可以抄袭的，考的是陈胜吴广闹革命的事，可我还是忍不住一次次的看那绿色的墙裙上浮现上来的暗影。     我后来在乌鲁木齐的家具城里遇见过她一次。我妈停下来和她说话。我茫然的看着她。等她走了，我妈问我为什么不问好。我那时词汇量小，讲不出婊子这样的话。我只说她不好。我妈也没有苛责我。我隐约觉得她也并不喜欢这个姓贺的。后来我看我妈的老相册，在一张尺寸很长的照片里，发现她俩曾经在一起下乡插过队。这想法就落实了。贺遇莲像是赵姨娘，我妈决计斗不过她。   

我长大后成了个老师，这说明我们的教育多么富有童话色彩。我最怕教师节，或诸如学生毕业这样大喜的日子。我连假装欣慰都困难。长大后我遇到很多不错的老师，虽然有些并不赏识我，但他们都是好人。但我人生中最大恶人，却出现在我手无寸铁的童年时代。这他妈的太不公平了。   

可是连这些，都失去了。我在百度和google上搜索不到她，如果不是回头翻旧账，我也忘掉她了。我的童年没有大不幸。父母没有离婚，却不停在吵架，贺老师没有逼我吃粉笔，却让我在体育课上得了个50分，倒数第二名是90分。就在那个新建的教学楼的一楼，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得了一个50分。我姐姐是个很江湖的人，常常结交各色大佬，有着自己的生活。我全然忘记了。只觉得一切都懵懵懂懂的。没有尖锐的羞耻感，没有尖锐的受挫感，一切都像是被钝器所伤，伤痕在20年后才浮现出来。   

我的父亲是看不上我的。这一点我隐约知道。当年的我甚至为了讨好邻家的女孩，把我妈的一条手链偷去送她。我父亲幻想我有头脑，有主见，是个拿的出手的孩子。有一年在喀什，他带我去吃饺子，我把勺子杯盘弄得叮当响，他当着满桌子的人，教训了我，我看不见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否满脸通红。这件事我至今记得。很多礼仪都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比如吃饭不要一直把筷子端在手上，不要站起来去夹远端的菜，夹菜要紧着靠自己的盘子边。这些礼仪我至今牢记，并受益匪浅。因为他采用了一种能让我一次牢记的方式，把它们教给了我。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因为我不爱教育人。学生迟到了，我看一眼继续讲课，学生旷课，我也继续讲课。教育当然有积极的方法，但是我最初的经验，教育和羞辱是密不可分的。礼仪这个东西，至今是我的硬伤。我不知道怎么春风化雨的和礼仪融为一体。对我来说，它代表一种强权。所以我和人的关系，总是有问题。太近了，我就忘了礼仪，而讲礼仪，我就无法和人亲近。我成年后仍然无法对礼仪产生应有的兴趣和尊重，对它的积极意义，我一直无法充分认识。   

这个姓贺的女人，估计对我姐姐也不善，但我姐很江湖，很有可能根本不鸟这个女人。但我不行，我内向懦弱，委曲求全。有一年夏天，大家在干涸的游泳池里练团体操，有个很经典的姿势，是五个人手拉手，白T恤黄裙子，中间一人直立，两侧的四人手拉手侧身倒下去，像半朵太阳菊，很漂亮。我大概是迟到了，这个女人让我在游泳池外罚站，那是我第一次有幸整体观看这场表演，那么多黄白的花朵都开了。我记得我站在喀什8月的骄阳里，内心茫然，觉得人生如此漫长，像一场罚站。   

我自小语文出众，却从没当过语文课代表。因为我沉默寡言，开口时不能成句，又不能饱含激情的朗诵课文。至今为止，看到电视里太煽情的片段，我都要换台，不是轻蔑，而是生理的不适，我觉得他们都挺真情流露的，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个看客，我才觉得尴尬。我小学的语文课代表叫陈恒，写得一手漂亮字，好容易她转学了，又来一个叫智圆圆的人，也是写得一手好字，她个子很高，脾气温顺。初中的语文课代表叫洪丽，有个极度不爱她的妈妈，为了夺第一，初一就熬通宵。高中的语文课代表我忘记了。因为到高中后，我进入青春期，突然开始谁也不鸟，和年级组长吵架，和班主任吵架，和我父亲吵架，连暗恋很久的男生，我也去吵了一架。这种情感表达方式，现在看来，简直不可理喻。   

到了高中，我才成了一个彪悍的人，之前16年在新疆，我都小家碧玉的。我妈逢人便说：我们二姑娘文静！我不大知道文静的具体含义，但看我妈的神色，是当褒义词讲的。我无法说我内心狂野。因为我一直很糊涂，到大学毕业，我也不知道，我的狂野劲儿，要发泄到那个领域里，去破，去立。事实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在他生病之后，曾经说：我本该是个优秀的机械技师。说这话时，他的大部人生已然过去。我内心萧索，想着世间悲剧何止一端，在这条路上再跑三十年，我也会说出同样的句子。   

喀什的岁月肯定比这还要久远，它们都消失了。可能溶解了，可能凝结了，埋在大脑的哪个皮层，我也无法断定。我现在回想起喀什，简直和外星球没有两样。漫无边际的戈壁滩上，一个传说中的绿洲。听起来美不胜收，但记忆里总有地老天荒的意思，比半天里的月球还遥远。那些人和事，在时光旅行机里面目全非。只有一点大家殊途同归，就是无止尽的衰老。   

我爸爸的同事赵三伟，已经死在北京301医院的过道里了。当年我家和他家面对面都住四楼，大年三十除夕夜，我爸和他在各家的阳台上点着冲天雷互相发射。我妈的女同事，被军人老公骗着离了婚，之后他立刻纳新。当年这个意气风发的阿姨是市机关合唱团的指挥，裤子拉链忘了拉，依旧大开大合的指挥完整个表演。我姐的好友徐冲住在我家楼下，长得天姿国色，整个一个翻版的曾华倩，我上大学时，她在喀什军分区当了一个话务兵。而军区大院当年的一个问题少年，现在居然在宝鸡当了营长带着野战部队。这些人的生活，像是没亲没友的节日里，在戈壁滩上空炸散了的烟火，四分五裂。没有消息的，差不多等于死了，有消息的，有些也是死讯。   

喀什是什么呢？它像是一个宇宙空间站，每一个到这里的人，最终都要离开。我父亲在这个宇宙空间站上，生活了30多年，等他返回地球时，他的父母已经死了，田没了，地也没了，兄弟姐妹们物是人非。内地对他而言，也成了外星球。我们这些新疆长大的孩子，没有和外婆的故事，没有从小的玩伴，没有和一个城市亲密的关系，我们不停的动荡迁徙。我刚到乌鲁木齐，见着公交车都惊奇。刚到西安，穿了平生第一条牛仔裤。喀什，就是一个荒蛮的外星球，我们荒蛮的成长，那种荒蛮的孤独，没有外婆可以抚慰，没有外玩伴可以倾诉，没有任何一条街道容许你的柔情万状。   

我先生常常在兰州街头遇见他的小学同学。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太奢侈的体验。我记得很多我小学同学的名字，黄远，许宙，刘建军，景慧，田兰，玛依努尔，阿不力克木，林春，杨帆，金睿，陈蕾，但他们都在不停的消失，大多数是随着父母回了内地。班里有人转学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我常怀疑自己骨子里薄情寡性。大学毕业人人哭的泪流满面，在火车站十八相送，我只感觉到生理上的不适。我还记得莫名其妙要去合唱一首歌，指挥是我的班长，一名腰肢柔媚的四川男生，很爱音乐和地理。他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唱出离别的感情。我很犯愁，因为我没什么离别的感情，既不难过，也不烦感，就是没什么感觉。如果有的话，只能算是恍如隔世，像是十几年来的离别小戏，又加演了一场。   

上小学时，院子里有两个孩子，和我们一对小姐妹玩的很起劲，我妈招呼她们去我家开晚会，敲着盘子唱《我们新疆好地方》，但像是一夜之间，她们就消失了，无影无踪，说是搬去了伊犁。我在军区大院里最好的朋友江才宇，也是一夜之间跑去兰州上军校，最后消失了。我父母很要好的两家，也先后搬去了乌鲁木齐，两家的儿子，几年后再见，完全不是当初的印象。年纪小点儿的黎明弟弟，成了一个郁郁寡欢的高中生，和他父亲的关系相当紧张。想当年我拉着毯子和他在我家葡萄架下打闹，差点把他摔成脑震荡。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叫张伟，青春期来得早而强烈，动不动就从二楼跳出来离家出走，97年再见他，去郑州上了军校，和我先生算是半拉校友。住在我楼下的荷花姑娘，去了乌鲁木齐后音信全无。     这算什么呢，无非离别而已。   

我父亲在昆仑山上守边防，一年里有大半年时间不在家，我妈妈经常拉着我去车队送他。我习以为常，但我妈总想来点煽情段落，于是她教我问我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场景，用在歌颂戍边军人的宣传片里，非常合适，但作为生活，它太蠢太假，周围的人都笑了。我父亲也笑。我当然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甚至不真的关心他什么时候回来。我真正关心的是，我小学什么时候毕业。   

春天时，喀什成了真正的宇宙空间站。围绕着它的不是寂静和黑暗，而是黄沙。我妈给我和我姐每人一条纱巾，把整颗头裹进去，像是一个抢劫犯，或者科幻片里的无脸人。顶着风沙我们上学去。教室的座椅，一天是要擦好几遍的。当时我们班有个男生叫什么辉，暗恋一个女生叫什么慧。他示好的方式，不是喀什人都体会不出好来。他每天早上一定头一个到，到了就把什么慧的桌子擦的一干二净。这一招比送999朵玫瑰实用，但又和它一样招摇。因为喀什的风沙如此之大，一夜的落的尘土，相当于欧洲城堡闲置一百年的意思。这个什么慧，一进教室，撞进眼帘的，就是自己那半张擦得锃亮的桌面。这一招在内地就看不出好来，因为风沙不大，擦了没擦，区别也不大。这位什么辉，坚持了很久，直到什么慧转学去了乌鲁木齐，还无法忘怀，于是决定把她的名字刻在手臂上。但他缺乏远见，因为“慧”这个字的笔画实在太多，他刻得龇牙咧嘴，终于没有完成。他后来去乌鲁木齐当了骑警，常常骑马巡山，后来去可可西里围捕盗猎者，差点被枪打中死在当地。我上大二时，有天夜里在宿舍打牌，他不知道从哪儿得知我的电话，居然打过来，他的热情似火遇到我的赌性正酣，我急匆匆要挂电话，他说，他们今晚在小镇过夜，就这么一部电话，几个战友每人也只有三分钟的时间。这边牌友催，那边战友催，一时居然语塞。他说当天和盗猎者撞了个当面，都开火了，有子弹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当时我们差不多有5年没有联系。按照电影里的桥段，我现在应该已经嫁给他了才对。但我是喀什人，我知道，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是他记得的唯一的喀什人。   

如果是我，在和死亡擦身而过的夜晚，只有三分钟，我要给谁打电话？我当然要给一个喀什人打电话，问他喀什军分区大院里的团职楼，它拆了没有。   

它当然是拆掉了，20年都过去了。军区大院的孩子们，都在团职楼下打沙包。因为如果住在团职楼，爸爸们都差不多一个年级，孩子们的岁数也就相差一两岁。那时候我妈常领我去一个女裁缝家，她的特点一是非常胖，说话都拉风箱似的喘，二是手艺很糟，做什么不像什么。我妈给我在一本也许叫《上海服饰》的书上选了一套衣服让她做，她做出来，我穿上去学校，就有人就说我是饭店里的服务员。类似的还有一条红裙子，我期待了一周，结果穿上完全不像个样子。可我还是穿着它到处跑，但打沙包时这条裙子很要命。经常有人明明被沙包挂了个角，因为没凭证，可以赖掉，但我这条裙子沾土就是个白印儿，无从抵赖，让人气馁。   

打沙包的人里，有个女孩子出手快下手狠，基本是按照军事标准来拦击我们的，基本上一个沙包丢过来，就是一棵炸弹。有人被砸疼了很不爽，女孩子们喳喳喳的吵起来，我姐也是当中一路诸侯，当面锣对面鼓不怯场，声音忽高忽低，很震撼。我就不行，遇到这种战事，就懵了，握着沙包站一边儿，唯唯诺诺没个主张。到今天，我在当面对抗上都不行，前不久和一个恶邻对阵，照例屁滚尿流的败下阵来。   

风沙都是春天里来。每一道窗缝都有沙子飞进来，床上被上细细的沙，像是被人细细箩过一遍。绑好劫匪般的纱巾，开门扑进风沙里，对面不见人，沙砾尘土簌簌扑过来，隔着纱巾，张嘴还是满口尘沙，迎头顶着风走，侧身推着风走，转过街角，风就赶着推着撵着你走。顶风迈不动步，逆风停不住脚，衣袖呼啦啦的作响，耳朵里，头发里，牙齿缝里，脖领里，都是细沙。二月春风似剪刀啊，春风送暖入屠苏啊，春风又绿江南岸啊，我就是这黄沙滚滚的春风里一个野孩子，等着风沙里千树枝头十万花开，紫恨红仇不罢休。     从宇宙空间看不到喀什，只能看到一望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再往西走，就是这天地洪荒的小地方。据说它是中国版图上，最西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