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忙碌亢奋的年味早已远去 by 陈念萱 （转载）(2015/01/29)

六十年代，台北仍被田垄包围，和平东路附近东西向的学区，除官舍与眷舍外，处处是闽南式三合院落，相当于今日的生活小区，疏落民居面向一座小庙。庙前小广场，形成几户人家的公共活动范围，举凡养鸡鸭种菜、洗菜、洗小孩到游戏、打骂孩子，都在同样的院落里，邻居之间，没有隐私。这样的三合院，如今在台北以外的乡镇，尤其是姓氏散落分布的客家村庄，还能见得到。


过年时，家家户户动手腌制香肠腊肉，做年糕、发糕，全部晾晒在各自门前的小院，来自大江南北的口味，一览无遗。忙完年菜，小孩已基本分成两国，匆忙吞下年夜饭，拿了压岁钱，大小孩展开一年一度的赌局，小小孩冲进尚未关门的杂货店，抱起炮竹，开战到天明。经常有孩子负伤，嚎啕哭着回家求救，院落不大，救援总能及时，年年出事，年年继续打炮仗。至于，选边站，经常由不得你，小孩们之间的友谊，大人多半会政治性地介入。

大概到知天命之后，我才真正开始享受给予的乐趣，虽然从小就被母亲封为散财童子，家里有什么好东西都要拿出去送给邻居。这项诡异的嗜好，曾多次遭受各种打击，都不是来自父母，而是受赠者与旁观者的批评与呵斥：“这么急着讨好人，图什么？”关键，在于我学会了接受，而不仅仅是给予。

尤其是，我给的时候，头低低的，仿佛紧张着要犯错似的，这种经验，自己都糊涂而忐忑，给了招致不安，不给，更难受。一篮苹果一筐梨，很可能不是想象中的欢欣享受，却是各种形式的耳语，叫人如坐针毡，可偏偏，给，这看来是恶习，却为何不能断除？也许是过了很久之后，被发现我无所图，彼此释怀，给，又是乐趣了。

年纪渐长，学会了好与不好的判断，众人皆不同，己所欲施于人，也可能是恶或引来意外的极恶。这么想渡众生的释迦牟尼佛都要“法不求不给”，何况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乐，有无之间，没有必须的紧迫需求，即便是所谓的慈善，亦并非想像中那样，给点资源与慰问，便能轻易“打发”，后果波及长远，若非拥有足够的知识与智慧，慈悲，很可能变成灾难。至于判断错误招致勒索或误解，都还算是小事，影响到每个人各自生存的独有能力，便成难以挽回的蝴蝶效应。

十岁失怙，我与小四岁的弟弟进华兴育幼院前，被安置在邻居家，这应该是父亲生前最不乐意的安排，原因大概是相貌如詹姆斯迪恩JamesByronDean的父亲，经常招蜂引蝶，闹得任职学校旁的四合院里，莺飞燕舞。借口来学篆刻、二胡、京剧、诗词朗诵的漂亮女人，络绎不绝，话传到西门町经营美发美容院的母亲那儿，离婚，罪魁祸首是邻居的长舌妇。

每个人对同样的场景，都有不同的解读，随着年龄增长，记忆中，仅存三合院里张罗过年的气氛，暂时忘却对黑漆寺庙的恐惧。至于，那影响我童年至深的女人，感谢还是记恨，视线越来越模糊。

根据母亲的说辞，她每个月都固定给邻居送钱，以补贴我与弟弟的生活费，按照母亲的豪气（我的零用钱是对门十口人家的菜钱），金额不小。然而毕竟是寄人篱下，再加上重男轻女的客家人习气，一屋子的日常洒扫庭除，成为我的责任，过年张罗年菜的帮手，让我学会了许多父母未曾教我的家务事。

这段勤恳小佣人的日子，我得到的评价是：“懒惰、肮脏、倔强、好辩……”中学毕业前，寒暑假还是喜欢去邻居家多过去母亲那儿，妈妈忍不住说我“贱骨头”。对于孩子来说，人多有热闹，又可以帮着做家事，一点小委屈，不算什么，至少，我从未被打。

客家人的勤俭远近驰名，尤其是在我们的闽、客与外省人杂居的院落里，特别明显，一天打扫两回，且要跪在地上擦抹地板，进出赤脚，洗磨石子地面永远雪亮。相较于闽南人的随性与大陆人的不擅家务，一年仅在除夕前大扫除一次的比比皆是，落差极大。客家人的屋子，可以直接在地上打滚爬婴儿，其他的邻居家堆满永远不整理的杂物，有可能掂着脚尖都找不到地方落脚。

过年大扫除，是最让人兴奋的时刻，大家一起忙进忙出，搬进搬出，该丢该卖的杂物彻底清理，平时最脏乱的邻居亦焕然一新。然后是办年货、整理年菜，洗澡换新衣，热热闹闹地围炉，酒足饭饱后，守夜聚赌。家境宽裕者，大年夜一套新衣新鞋，年初一醒来，又是一套新衣串门拜年。

中学毕业后，最喜欢去来自济南的干妈家守岁，把自己家的年夜饭吃完，直奔山东式的宵夜，大啖24小时炭火煨出来的山东酥菜。通常干爹会在小年夜把二十斤大白菜对半切开泡水洗净，油炸鲫鱼、红烧带皮猪肉、用瓠瓜干捆绑泡发的海带，然后在阳台上架好炭炉与大锅，一层白菜一层鱼一层海带一层肉，来回叠放个几层，倒下一瓶酱油、一瓶麻油、一瓶醋，彻夜守候调整炭火，直至天明熄火不开盖，放到大年夜开锅启用。这锅入口即化的圣品，对我来说就是年终最大的期待。干妈甚至说：“你根本不是来看我的，就为酥菜来的吧！”

狼吞虎咽完酥菜，加入赌兴正浓的大桌，干妈生了五名儿女，又各自生了儿女，一屋子人，麻将、推饼子，大人小孩闹到半夜，干爹已在厨房煮好韭菜饺子，一年一度的赌局终结，吃完元宝，各自回家休息，大年初一互访时再战。
现在的台北，几乎半数人年前出国旅游，或订餐订菜，会做年菜的人大半年事已高，年轻的一代，在生活便利的都会里，几乎无人能够整治一桌年夜饭。经济物资宽裕的消费年代，就连穿新衣新鞋的兴奋也失去了，随时有新衣，反而不太在乎节庆时是否穿新衣，就连难得参加喜宴可借机盛装打扮的场合，都变得随意许多。举凡过年才吃得到的香肠腊肉与年糕，超市随时买得到，这年年有鱼的年夜饭，再无魅力，也失去了期待。
童年的殇痛远去，那份忙碌亢奋的年味，让我宁愿到邻居家做小佣人，也不去母亲那儿被伺候。当年倔强地不解释，如今明白，小孩子需要热闹的温度，才有安全感。更何况，我因此学会了家务事，乃人生一大收获。无论如何，作为邻居，愿意收容别人家的孩子，实在很难得，我小时候便明白，因此从未跟母亲告状。
酥菜，再好吃，坚持一年只做一次，这大概是如今我台北印象中的仅存年味。